第二届东北保险法论坛聚焦保险法治创新发展理论与实践

法治日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王冠男

保险法治的创新发展不仅关乎保险业的健康发展，更关乎社会民生的保障与市场经济的稳定。在7月19日召开的第二届东北保险法论坛上，与会专家从立法、执法、司法与消费端所涉热点与难点问题出发，聚焦保险法治创新发展理论与实践，为保险法修订与政策创新提供系统方案，以期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保险法治创新范式，服务保险业风险保障升级和东北全面振兴。

与会嘉宾合影

保险立法的完善

当前我国保险法治建设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从数字保险的兴起、绿色保险的探索，到普惠保险的推进等，实践中的新问题、新需求不断涌现，保险立法既要体现保险法治建设的系统性要求，又要回应数字经济时代的新挑战。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温世扬认为，我国保险合同立法长期存在“二元结构”，即陆上与海上保险规则的割裂，二者存在包括告知义务、标的物转让效力等差异。在民商合一体系下，需以民法典为基础来推进保险立法的完善，审视特别法的科学性与正当性。

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何丽新提出，当前我国学界通说和司法实践的普遍观点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下的监护人责任是无过错责任，该归责原则导致的监护人责任的高风险与保险市场的低收益，使监护人责任保险面临运行困境。基于此，一方面要着力于监护人责任保险险种的进一步构建，另一方面也要关注监护与保险相关规则的完善。

国家法官学院兼职教授曹守晔认为，在破产法、保险法修订中，应充分保护保险消费者、职工等各方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并将数据资产等新要素纳入制度框架，为保险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邢海宝提出，虽然使用AI在保险合同风险评估、反欺诈和客户服务等方面具有优势，但也面临数据隐私、算法伦理和监管合规等核心痛点。他建议以消费者保护与创新平衡为基本原则，构建数智时代“技术向善”的保险法治生态。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院教授曹兴权认为，保险立法需要妥当应对保险社会治理功能扩张的问题，注重立法理性、司法纠偏和监管优化。

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李伟群介绍，董事责任保险制度在发挥正面制度功效的同时，也可能产生弱化责任法的惩治效果、造成非理性决策等负面效应。为矫治其负面效应，应当确立利益衡量、自治与强制相结合、上市与非上市公司区分这三个理念。在方法论层面，应当运用法律、契约工具，明确除外责任范围、个性化厘定保费、设置损失共担及奖励机制，并增设强制信息披露等制度。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文法学院副教授康雷闪认为，在重大疾病保险中，不应将疾病释义条款简单归入免责条款或无效格式条款，应以医学标准为基准、不利解释为补充、合理期待为矫正的“三阶递进解释链条”来解释疾病释义条款。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王艳梅提出，在这个视角下，保险公司的利益保护以及消费者在市场中如何增强自己的保险合同谈判能力是未来研究重点。

保险法的实施优化

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徐卫东认为，“政策协同”在保险法治建设中具有现实意义。“政策协同”包括央地工作机制协同、宏观政策协同、部际之间联动协同等，加强“政策协同”是推动中国保险业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发展的有效措施，可以指导保险法治建设中具体矛盾问题的有效解决。广泛运用“政策协同”手段，有可能产生创新性制度改革的效果，有效改善目前保险法执法的状况。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孙宏涛认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交易形式的日益复杂，合同相对性理论也在不断发展和演变，出现了诸多突破情形，如为第三人利益合同、债权物权化等，但这些突破均是在维持合同相对性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的适度调整。

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付丽介绍，保险纠纷中相当一部分案件争议焦点是免责条款认定问题，以判断保险人是否对其具有提示说明义务，以及如何证明保险人已经尽到提示说明义务。河北省沧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三级高级法官常秀良认为，应当明确再保险合同与原保险合同的关系。吉林省银保信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刘晓龙认为，应当综合运用刑事、民事、行政多维手段进行规制恶意退保代理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学院教授王萍认为，应通过明确保险标的、利益主体、承保范围及特殊规则，实现对董监高因执行职务产生的民事赔偿责任的风险分散，同时平衡公司与第三人利益。延边大学法学院研究生王子玥提出，AI技术与董责险的结合也易引发算法决策权界限模糊、数据合规与隐私保护难题、定价歧视与算法透明性不足等问题，故必须在规则体系内完成技术赋能的“良性嵌入”，坚持“风险导向+审慎包容”的监管理念，推动建立保险行业的“AI技术标准体系”。

保险公司的合规管理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贾林青教授提出，AI技术给社会带来了隐私数据安全、社会公正失衡、法律治理滞后等新的社会风险，这对保险行业提出了新的要求。

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法律合规部经理肖庆花表示，近年来，保险行业在“严监管”的态势下，行政处罚案例层出不穷，不仅暴露出保险公司内部控制体系的脆弱性，也折射出保险行业在加速数字化转型、推进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仍然面临财务数据违规、人员管理违规等问题。监管的零容忍态度也对保险公司合规管理机制的健全性和合规管理人员的专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肖庆花认为，保险公司合规工作的有效开展，高度依赖于高层管理者的高度重视与主动引领。董事会及管理层应将合规纳入战略优先级，为合规工作开展提供资源保障；董监高应以身作则、践行合规文化；管理层直接与监管机构沟通，深入了解监管机构对合规工作的要求，牵头开展同业交流等，加强对合规工作的重视。吉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潘红艳表示，保险法的发展需要在监管与创新之间找到平衡点，既要防范风险，又要为保险业发展留出空间。

法制日报社全面依法治国智库负责人、北京知识产权法研究会副会长杨幸芳认为，知识产权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知识产权合规已成为保险公司合规体系的核心要素，其合规同时兼具风控价值与商业价值，能助力公司品牌价值提升与业务发展。就商业价值而言，当前国家正在打造良好的知识产权金融生态，建立“专利无效、侵权损失保险+再保险”的风险缓释链条，保险公司通过知识产权合规工作的开展，更能精准捕捉与知识产权合规关联的商机。保险公司应建立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完善知识产权合规制度，施行包括预警机制、处置机制、问责机制的知识产权合规管理运行机制。

消费者权益的保护

富德生命人寿吉林分公司法律合规部负责人刘亚鹏认为，我国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取得了显著成效，但还存在销售误导取证难、纠纷解决周期长等主要问题，需要从制度完善、行业自律、消费者教育等多维度协同推进。同时，恶意退保代理黑灰产业扭曲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的正常运行，需要进一步研究其刑事规制的问题。

延边大学法学院研究生兰奇澳认为，我国存款保险法律制度《存款保险条例》效力位阶偏低，建议借鉴韩国《存款人保护法》提升该制度的效力位阶并完善配套法规，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吉林大学法学院研究生王时有提出，我国律师职业责任保险合同中的除外责任过于宽泛，赔偿限额设置存在一定失衡状态。

吉林大学法学院研究生石琦钰认为，司法实践对不具有保险利益的财产保险合同的效力以及被保险人所受损害的性质存在裁判分歧。由于保险利益防范道德风险、避免不当得利的功能通过财产保险的保险金免赔、损害填补原则已经能够实现，没有必要否定合同效力。在意思表示错误的场合，通过合同解释使合同按照符合当事人内心真意的内容发生效力也是被保险人权益救济的重要途径。

厦门大学法学院教授肖伟认为，当前保险业存在保险公司差别化对待客户、理赔遭遇“文字游戏”等深层次问题，需要建立全行业信息披露机制，让保险服务在阳光下竞争。同时，应完善责任险制度设计，区分故意过失与一般过失的赔偿标准。

重庆大学法学院弘深青年教师、博士后黄超艺认为，当前保险业应解决互联网时代如何创新消费者保护机制、销售敷衍问题如何根治，以及商业险社会化背景下如何重建消费者信任这三个关键问题。保险公司更应重视内部改革：一方面要运用新技术手段解决销售过程取证难题，另一方面要重塑销售培训体系，将消费者权益保护理念深度植入产品设计和销售流程。